老奇人澳门免费资料公开

admin 2024-12-23 地方关注 54 次浏览 0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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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学界称“南饶北季”的饶宗颐和季羡林，都有什么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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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看来的饶宗颐先生治学“四论”，很受启发，与大家分享如下:

一是“奇正论”。饶宗颐说，别人说他是奇人，其实只说对了一半。老子讲“正以治国，奇以用兵”，他则是“正以立身，奇以治学”。立身做人要正，但做学问要出奇制胜，做别人没想过、没做过的。

二是“蜡烛论”。学者曾将饶宗颐与清末两位大学者龚自珍、王国维并论。饶宗颐说：与上述二位比较，自不敢当；但我的好处是活得长命，龚自珍只活到49岁，王国维先生50岁，以他们50岁的成绩，和我80岁的成绩比较，是不够公平的。人的生命如同蜡烛，烧得红红旺旺的，却很快熄灭，倒不如用青青的火苗，更长久地燃烧，来得经济。

三是“守株论。”别人一辈子在不停追逐机会，饶宗颐笑说自己则比较“偷懒”，坐在树下做好准备、耐心待兔，一见到兔子就以最快的速度扑上去，这样一辈子总能抓到几只兔子的。他研究佛教，一直想学梵文，后来在一次国际会议碰到印度专家，就以甲骨文与他交换传授，学会了人称“天书”的梵文。又以同样的方法，学会了中东的楔形文字。

四是“旁移论”。他说，别人总结我学问有八大门类、十大门类，看似涉猎繁杂，之间好像没什么关系，其实每次我只是往旁边移了一小步。像一开始继承父志编撰《潮州艺文志》，是搞方志学，就得懂一点碑记，进而研究考古学、古文字学，接着机缘凑合就到了敦煌学，一步步都很紧凑，很扎实。

“南饶北季”之前有一“北钱南饶”之称，它是饶宗颐与钱钟书并称，钱钟书去世以后，饶宗颐又与季羡林并称“北季南饶”。

饶宗颐和季羡林二位学者治学严谨，所涉学术领域广阔并都有卓尔不凡的成就，被称为当世之国学大师。

先说南饶：

饶宗颐，（1917——2018），广东潮州人，祖籍广东潮州，著名国学大师，香港中文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名誉教授，西泠印社社长。2012年1月95岁高龄的饶宗颐是2012年1月接过西泠印社聘书的，这时他已经是95岁高龄了，这时，社长之位已经空缺6年了。其学问几乎涵盖国学的各个方面，且都取得显著成就，并且精通梵文。香港大学修建了“饶宗颐学术馆”；潮州市政府也在其家乡修建了“饶宗颐学术馆”。

饶宗颐长期潜心致力于学术研究，涉及文、史、哲、艺各个领域，精通诗、书、画、乐，造诣高深，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硕果累累。如《海南岛之石器》、《殷代贞卜人物通考》、《海南岛之石器》、《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九龙与宋季史料》、《瑶山诗草》等等等等。

同时，饶宗颐也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书画大师。此前，“莲莲吉庆――饶宗颐教授荷花书画巡回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百岁老人饶宗颐向中国美术馆捐赠其10件(套)作品。饶宗颐的荷花素有“饶荷”之称。他曾说过，喜欢绘写荷花是因为父亲为他取名“宗颐”，就是希冀他宗法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而周敦颐一生喜爱荷花。

饶宗颐笔下的荷花，以自然的荷花姿影为其形，以古人的墨笔荷花为其韵，以心中的清涟高洁为其神，乃成“饶荷”之貌。

再说北季：

季羡林（1911—2009），山东聊城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

早年留学国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在文学方面，季羡林《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级短篇小说，散文集《清塘荷韵》、《赋得永久的悔》、《留德十年》《天竺心影》等等等等；在学术著作上，季羡林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大唐西域记校注》、《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东方文学史》、《世界文化史知识》、《禅与东方文化》等等；季羡林先生精通12国语言：汉语、南斯拉夫语、梵语、阿拉伯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吐火罗语等，翻译了大量作品，如《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罗摩衍那》共七部，而且早在30年代初，季羡林就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老妇》、《世界的末日》、《老人》及《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等先后在山东《国民新闻》趵突周刊和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他的许多著作被收入中小学教科书，如《自己的花是给别人看的》（德国）、《怀念母亲》、《夹竹桃》、《幽径悲剧》、《清塘荷韵》、《成功》等等。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所以，尊他为国学大师、中国文化的国宝毫不为过。

“南饶北季”都是高寿，见证了读书使人长寿的道理。两位大师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贡献和影响力各有千秋，如果硬要分出伯仲来，虎眼个人认为：季为首，饶为次。

玉龙兄先补充一点：“南饶北季”之前还有“南饶北钱”，“钱”指的是钱钟书。接下来玉龙兄简单介绍一下饶宗颐先生的生平。

1917年8月9日，饶宗颐出生于潮州。

父亲希望儿子将来能成为北宋周敦颐那样的大学者，所以为其取名“宗颐”。而饶宗颐也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最终成为中国当代著名的国学泰斗。富甲一方的饶家拥有潮州最大的藏书楼——天啸楼，藏书十万余卷。幼年的饶宗颐时常浸泡在此，读书玩耍之间，文史典籍早已烂熟于心。

1935年，饶宗颐完成《潮州艺文志》续写工作。

《潮州艺文志》原本是其父亲饶锷所著，1932年饶锷去世后，该书由饶宗颐历经两年续编完成，成为潮州历代文献的里程碑著作。饶宗颐也迈出了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受聘于中山大学担任《广州通志·艺文志》编辑。

接下来的剧情，简直可以用一发而不可收拾形容，所以略过，你只要记住一句话：《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全套共14卷20大册，学问遍及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楚辞学、史学、敦煌学、目录学、古典文学及中国艺术史等十三大门类。

“业精六学，才备九能，已臻化境”，此言不虚。

钱钟书称他为“旷世奇才”，季羡林说他是“我心目中的大师”，金庸说他的存在使香港不是一片文化荒漠，学术界尊他“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

1980年，饶宗颐在北京见到了比他年长7岁的钱钟书。

饶宗颐送给钱钟书一本诗词《晞周集》，钱钟书回赠《管锥编》手稿本。两年后，饶宗颐《选堂集林·史林》出版，被学界誉为继《管锥篇》后又一学术巨著。二老被誉为“南北学林双璧”，并称“南饶北钱”。

1998年，钱钟书逝世，北国泰斗由季羡林递补，并称“南饶北季”；

2009年，“北季”辞世，迄今无人占据空当。

饶宗颐是极罕见的学术与艺术兼修的人物，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书画金石，无一不精。他是音乐史学者，也是资深古琴家；他的国画开一新路，受到张大千赞赏。对他来说，年龄从来不是绊脚石，他对书画艺术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过。

2012年1月，95岁高龄的饶宗颐接过聘书，正式成为自2005年启功先生去世而空缺六年的第七任西泠印社社长。

2018年2月6日，硕果仅存的“南饶”仙逝，享年101岁，至此“南北双璧”不复存在。

世上已无饶宗颐，天上又多文曲星，饶公带走了一个时代。

饶宗颐先生学问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一般认为，他老人家博通甲骨文、古文字学、上古史、艺术史、诗词学，乃至书画音律，姑且以2009年9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作为纲目，或许能够将他老人家的学术梳理得更清楚一些，具体包括：

古史系统、神话传说与比较古史学；甲骨学；简帛学；经术、礼乐；宗教学；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潮学（潮州地方志地方史等研究）；目录学；文学；诗词学；艺术；文录、诗词。

有人称其：

业精六学，才备九能，已臻化境。

实在也并不是过誉。

（本人书柜中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颇有塑封未拆啪啪打脸之感）

”北钱（钟书）南饶”或者“北季（羡林）南饶”这样的称呼很有趣，如果不苛求的话，也颇足以在一些侧面反映这些高山仰止的大家所涉及的一些领域，但说到底，其实饶宗颐先生和钱老季老还是有挺大差异的。

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相较于获得英国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学士学位的钱钟书先生和获得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季羡林先生，饶宗颐先生并没有学历，基本属于在现代教育体制框架之外自学成才，如果机械套用近现代学制，可以说他连初中都没毕业。

在这个意义上，饶宗颐先生虽然相较钱、季两先生更加年轻一些，其学术的切入点却与传统士子的问学求道之路更接近。

其次，饶宗颐先生相对超越了很多众所周知的尘世纷扰和现代学科体系的束缚，堪称

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汪洋无涯涘之感”（季羡林先生语）

我们进一步聊一聊，饶宗颐先生虽然走的是传统士子的道路，但和钱穆先生这样的学者不同，饶宗颐先生对于新知、对于异质文化有着相对开放的心灵，从某种意义上和陈寅恪先生的“不古不今之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里的不古不今之学并非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中古之学或者李锦绣先生所说的既非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又非胡适的整理国故，而是台湾“中研院”史语所黄青涟先生所认为的兼涉的、调和的、不旧不新、不中不西，要之，不古不今就是亦古亦今、亦旧亦新、亦中亦西，饶宗颐先生所涉及的诸多学问，其中一以贯之的就是这一精神。

饶宗颐先生本人所提到的“守株论”和“旁移论”，其实也都是对自己学问内核的概括——他想表达的也无非就是，在貌似横无际涯的学问领域中，他是有着一以贯之的追求的。

这个追求就是对跨时空的文明和文化之中的共通性的探索和钻研。

比如，在饶宗颐先生看来，波斯《火教经》的haoma（饶先生案：豪麻）和梵文《吠陀》的Soma（饶先生案：苏摩）实为一物，也就是中国古籍中嫦娥所偷灵药（不死药）的源头，进而证明中外文明之交流，正宜上推至更前时代。

再举一例，以往学界多认为，“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始见于日本学者三杉隆敏1979年版的《海上的丝绸之路》一书，但是早在1974年6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5本4分册上，饶宗颐先生就发表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昆仑舶》的文章，正式提出了“海上丝路”的名称，比三杉隆敏早了5年，可见饶宗颐先生才是“海上丝绸之路”名称的最早提出者。